2020年8月24日晚，来自上海师范大学的苏智良教授为同学们带来了《中国革命的“红色源头”——上海的革命往事》讲座。苏智良教授是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都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上海市委“四史”专家宣讲团成员。从事城市史、革命史、近代史研究，亲自考察上海千余处红色遗址，已出版多部著作。曾获得上海市哲社优秀成果一等奖、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一等奖、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一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等，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获得全国优秀教师。
谈到“中国共产党”与“上海”，同学们最先想到的大多是一大会址，而苏教授最先展示的却是石库门的图片，告诉大家，这才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接着他展示了一组描绘一大场景的雕塑，这组雕塑与传统的雕塑不同，其中人物并非完全具象而是有些抽象，并且将以往雕塑中聚焦于毛泽东改为人人平等，更加符合史实。苏教授评价道，这样的变化体现出人们对待历史更加客观了，社会进步了。
本次讲座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上海市为中共建立提供了可能性、人物、空间与建党活动和寻访并保护更多的上海红色史迹。
晚清时期，在中国的众多城市中，上海可谓一枝独秀。上海是当时中国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城市。1845年起，英、美、法租界相继建立，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租界的存在一方面为中外政府勾结提供了场所，另一方面，由于其不受清政府的管辖而成为了中国专制统治的铁板中出现的一道缝隙，是专制政治统治的薄弱地带，成为了革命活动的基地。同时，外国势力还带来了现代化的设施、技术与理念，使上海从一个小县城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首都。来沪学商的荣氏兄弟抓住机遇，在一战时创办面粉业与绵纺织业，一举成功。在今天的上海依旧可以看到欧洲风格的楼房，不仅具有艺术价值，更有历史价值。上海也是有志学子远赴重洋求学的起点，1919年至1920年间，先后有1600名学子在此启程，其中就有周恩来、邓小平、聂荣臻等人。上海的国际化中最突出的问题是不平等，虽然苏教授考证“华人与狗不得入内”为虚构，但当时中国人确实遭到了不平等的对待，而不平等的现实会催生革命的思想。不同的阶级应运而生。近代上海工商经济的兴起造就了资产阶级的诞生，他们是一个具有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压迫，可以成为革命力量，另一方面在经济与政治上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联系，在革命中表现出摇摆性。上海是工人阶级的发祥地，在一场场工人运动中，工人阶级逐渐登上历史的舞台，为上海建党提供了文化母体。由于北洋政府的镇压，大量知识分子逃往上海，在上海形成了知识者阶层。其中的一些人组建了“知识分子共产主义小组”，最终组建为中国共产党。随着新思潮、新文化源源不断地通过上海传入中国，商务印书馆等大批现代化文化机构应运而生。而法租界因其交通便利、房价低廉、经常有外国人活动，而成为了建党的最佳地点。
上海的老建筑中还保留有许多人物的故事和建党活动的记忆。老渔阳里2号是陈独秀再返上海时的居所，是上海共产党发起组的成立地，是《新青年》编辑部所在地，也是中共一大的筹备地。毛泽东曾来此拜访陈独秀，与之探讨马克思主义，受益匪浅。这栋房子是上海典型的石库门房子，是中西合璧的建筑，上面是雕花，下面是花岗岩的石框，两根立柱，一扇大门，看上去简朴。新渔阳里6号是华俄通讯社，是共产国际工作组在中国后第一个工作机构。辅德里是李达曾借住的寓所，中共一大会议后，李达担任中央局宣传委员，负责党的宣传、出版工作，在此秘密编辑、出版了多部革命书籍。1922年中国共产党在此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1921年暑假期间，“一大”代表曾以“北京大学师生暑期旅行团”的名义入住延庆里。中共“一大”在法租界的树德里106号内召开。
在此基础上，苏教授希望能够寻访并保护更多的上海红色史迹。如毛泽东两次送别湖南青年的码头本已不可知，苏教授经过考证，认为有三处有可能，一是三菱码头，有四大纪念馆中的资料佐证；二是杨树浦码头，有《赴法勤工俭学热潮兴起的原因探析》佐证；三是黄浦码头，有《杨浦百年革命史迹》佐证。令苏教授十分惋惜的是，位于延安西路420弄的中共第一部电台已被拆毁，这是在周恩来的指示下创办的秘密电台，曾由从莫斯科留学回国的浦秋潮与屡受病痛折磨但依然坚守初心的张沈川驻守。更令人唏嘘的是，邓小平夫妇和周恩来夫妇共同居住过的小沙渡路遵义里11号也已经拆除。1929年冬，23岁的张锡瑗病逝，邓小平当时须赴广州前线，只得托中共特科李强料理后事，因她身份特殊，墓碑上甚至不能刻上真名。苏教授经过查阅1938年大上海新地图等确认，张锡瑗烈士的最早安葬地应在江湾公墓，今上海音乐学院实验学校，而那附近的人们几乎都不知道这段历史。几经波折，1969年，上海市委将张锡瑗烈士的棺木迁葬于龙华烈士陵园。对于老渔阳里的整体保护和利用，苏教授认为最好能保留原貌作为教育基地而存在，今年重新开放时打造的瑞金•初心党员之家，就符合这一点。
苏教授耗时十年，走遍上海千余处红色遗迹，编成《初心之地——上海红色革命纪念地全纪录》，在今年五月出版，为正在消失的遗址留下最后的影像。他衷心希望有更多的红色纪念地成为上海文化的重要地标，希望有更多人加入保护、弘扬上海红色文化的行列。他希望我们能够在课余时间走入这一处处遗迹，身临其境地感受历史，更加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斗争与牺牲。
撰稿: 赵怡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