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09年19日，曾任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现任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葛剑雄教授在教学中心，给上科大师生带来主题为“历史与我们：中国的历史学传统与现实”的讲座。葛剑雄教曾担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著有《西汉人口地理》、《中国移民史》、《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他认为历史并非完全客观事实记录，都是有选择的——它的政治正确性优先级大于客观性，但又尚需保留真实的痕迹，因此是一个复杂综合体。
“如果想要灭亡一个国家，就要先灭亡他的历史。”葛剑雄教授在讲座一开始就提出了这个概念。他从这句话中提出疑问：“为什么是灭亡历史，什么又是历史呢?”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他举出了世界上最早的“中国”二字的来历。公元前17世纪，武王在灭商之后，铸造青铜器雕刻铭文于其上，来禀报上天，“余自宅兹中国，自之辟民”，告诉上天自己已经将“中国”这个地方当做了自己的家。同时，葛剑雄教授也明确了历史的概念:历史是后人在已经发生的事与现实已经脱离了利害关系之后，有意识，有选择性的记载。正因为其意识性，选择性的特征，历史既不可能完全超脱于现实，也不可能完全的客观。
历史记录的目的何在?葛剑雄教授提出，早期的历史是有目的性的记录，而非单纯为了留给后人阅读以及了解的。在上古时期，由于记录工具的匮乏以及技术的落后，记录历史成本非常高昂，只有类似巫师，萨满这样的神职才有资格和理由去记录历史。而记录历史的目的，往往都是报告。祭祀等等,古人相信将文字刻在龟壳上可以起到与上天交流沟通的效果，在狩猎，战争等等重大的行动之前往往都会记录下来,而在文明逐渐发展之中，“史官”这个角色从“巫”中分离出来，开始专门承担历史的记录。不过，在史官身上，也能往往找到“巫”的痕迹，如司马迁作为一个史官，也需要去阅读，记录天象，承担与天交流的角色。也正因为历史一开始的宗教色彩，为了不欺骗上天，历史的记录要求务必真实，即使是位高权重的天子，也无权干涉已经记录的历史。不过话虽如此，历史也往往会由于记录者的价值观，各种因素的干涉等等各种的理由而发生改变。齐太史曾写到“崔杼弑其君”，虽然从现在的价值观来看，在齐庄公与崔杼的妻子通奸，并于朝堂上公然侮辱崔杼情况下，崔杼不堪其辱，杀死了齐庄公是可以理解的，然而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道德观的影响之下，崔杼“弑”君带上了忤逆的色彩。
而为何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重视历史的传统呢?葛剑雄教授解释说，这是由于历史的作用是为了巩固天人合一，君权神授的思想。为君主权力来源的神圣性以及合法性提供了事实的证据。例如汉高祖刘邦其母梦中与龙交合受孕，各种各样的祥瑞与灾异、紫气、灵芝、日蚀、地震等等现象都被视为异象。而除此之外，通过历史的记录，也可以通过得天命与失天命的理论巩固自己的政权。例如清朝就利用得天命的理论，为入关击败李自成之后，建立政权统一天下提供了理论依据。
而历史的政治性，确定了它为现实服务的作用。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一字之褒贬，即可以将人奉为圣贤，也会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而清朝修《国史》时，通过修订《贰臣传》，《忠臣传》，拉拢了明朝遗老及其后代，又通过公开袁崇焕一事的历史真相，通过为袁崇焕平反，既拉拢了民心，又为清朝的正义性增添了论据。历史领域并不存在所谓的虚无主义，它是存在政治的必然性，因此，不仅仅是“历史选择了共产党”，更是“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共产主义的胜利，并非所谓命运，而是在群众基础上，必然的胜利。历史研究应该坚持真理、尊重事实，但同时历史又应以国家利益至上。
在两个小时的演讲中，葛剑雄教授引经据典，将历史与政治与现实的关系讲述的清晰而详细。全场座无虚席，讲座之后同学积极提问，珍惜难得的机会，和教授探讨历史的目的性与政治性。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葛剑雄教授的大家风范，震撼了在场的所有观众，在大家心中，播种了人文的种子。
撰稿人：方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