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6日晚，“艺术之光”系列讲座第八讲——歌剧《茶花女》赏析在我校如期举行。此次讲座的演讲嘉宾是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欧洲思想文化研究院常务副院长徐卫翔教授。徐教授专业研究领域为西方文明史、法国哲学、基督教哲学、政治哲学等。平时酷爱音乐，对欧洲歌剧有精深研究。

歌剧《茶花女》是威尔第在观赏以小仲马著名小说为本的戏剧《茶花女》后邀请剧作家修改剧本，6周时间谱曲完成，改编为歌剧。1853年在意大利凤凰歌剧院首演，因男女主角表现不佳，惨遭失败。2年后，歌剧《茶花女》更换主角再次上演，引起轰动。至今已是全世界最常被演出的歌剧。剧中多首歌曲，如《饮酒歌》、咏叹调《啊！梦里情人》、《及时行乐》等，已变成许多声乐家必唱曲目，受欢迎的程度可称作歌剧界中的流行金曲。

讲座开始，徐教授就为同学们播放了一小段《茶花女》的序曲，让同学们对此歌剧的两大主题——死亡与爱——有了直接的感受。紧接着徐教授带领我们梳理了《茶花女》背后的文化、宗教知识。

在以赛亚·柏林的文集《反潮流》中收录了一篇讨论威尔第的文章《The naivete ofVerdi》。Naivete一词来自naive，本意天真的。席勒将诗人分为素朴的诗人和感伤的诗人。这里的素朴指的是自我与外在或者自我内在意识不到裂痕，而感伤则产生于堕落（the Fall，特指创世纪第三章亚当夏娃偷吃了伊甸园中的禁果）之后，原本的和谐关系被打破了，开始有了“羞”的意识。古往今来，素朴的艺术家有荷马、莎士比亚、歌德、巴赫、莫扎特等，感伤的有维吉尔、卢梭、陀思妥耶夫斯基、尼采、贝多芬、瓦格纳等。威尔第是西方音乐中最后的素朴大师。徐教授还带我们简略回忆了自中世纪以来的艺术观念。从艺术复兴时期大量明显的为宗教而艺术，艺术只是表达的手段，宗教才是目的。到近两世纪，人们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

围绕威尔第的音乐充满了对立的评价。听惯了德奥音乐，认同瓦格纳音乐理念、习惯于瓦格纳音乐语言的人甚至会把威尔第的歌剧贬为“简直是流行音乐”。因为相较而言，威尔第的音乐和声上显得单薄，没有连绵不绝的旋律线条。但对威尔第而言，戏剧性永远是他的追求，音乐只是来表现人物的戏剧活动。

徐教授认为，西方文学艺术最重要的特点是戏剧。实际上戏剧源起希腊，非常久远。而我们印象中的国粹京剧，从1793年五大徽班进京，统共并不到三百年历史。再往前追溯，能找到最古老的就是在敦煌出土的一些唐代留存下来的剧本了。但这些恐怕也是从西域传来敦煌的。由于演出时空上的限制，戏剧重视作品的结构性，通过精细设计的情节来展示人物冲突，堪称西方艺术的典范，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从1600年前后，戏剧在欧洲发生分裂。北方更多流行话剧，南方则盛行歌剧。

介绍完相关知识，徐教授将我们的目光引领到《茶花女》作品本身上。徐教授认为原作小仲马的《茶花女》只能称作二流小说，是威尔第对原作大胆的改编赋予了它新生。歌剧大刀阔斧砍掉了原作中许多低劣的部分，重点突出了三个人物：男主阿尔弗雷多、女主维奥莱特以及男主老父亲乔治。在歌剧中，女主的名字由原作中卑微的雏菊变成了高贵的紫罗兰，而男主角的姓氏也由低谷Duval变成了高山Germont。这背后体现了威尔第对人物身份与小仲马的不同理解。

通过内容、人物上的减法，威尔第将歌剧浓缩到了三幕四场：喧闹的沙龙中男主向女主告白；告白三个月后两人过起了静谧的巴黎郊外生活，与此同时老爹登场；重回巴黎喧闹的沙龙，不明真相的男主当众侮辱了为他牺牲的女主；最后一场复归静谧，女主生命垂危，与男主重逢。喧闹静谧形成了结构上的乐章。而除了减法，威尔第还做了加法，增加了老父亲乔治的戏份，通过乔治的话语加剧了价值观伦理观的冲突。

除此之外，徐教授还为我们讲述了《茶花女》许多细节上的特色。如剧中反复出现的两个地点巴黎与普罗旺斯形成的对比。“可怜的女人，孤身一人，被抛弃在巴黎，这挤满了人的荒漠。”与虚伪冷漠的巴黎相对的，则是男主的故乡普罗旺斯，大片的田地，象征了传统的道德观念。而老父亲对女主与儿子之事的拒绝，则体现出了传统的观念对巴黎贵族虚伪堕落生活的排斥、唾弃。

两个小时的讲座时间转瞬即逝，同学们依然意犹未尽。教室里也不知不觉挤满了慕名而来的同学，甚至有不少同学挤在走廊里听完了讲座。